色温6500K以上,波长较短的光被称为冷光。急救车顶闪烁的蓝光,以及车内白色的手术灯光,都被归于此类。一次心肌梗塞引起的胸前剧痛,一场谋杀导致的无声呐喊,都促使人们向冷光灯发出求救信号。

在中国,急救分为院前急救与院内急救。发出冷光的急救车属于前者,医院的急诊科则是后者。目前,北京市急救中心直属站共有165名急救医生在冷光灯下工作。他们重复着“白、夜、下、休”四天为一个轮回的生活,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

这165名120急救医生好像165把手术刀,精准地划破北京中心城区的表皮,出没在最深的夜晚和最复杂的地下室。他们大多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平均收入大约只是同等医院住院医师的二分之一。每个月,都有人离开这支队伍。

为了走近他们的生活,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跟随四名在120急救车上工作的急救医生,一起出车,一起在休息室打盹,一起躲避醉汉挥舞的拳头。在四个夜班与三个白班的体验中,我们目睹了一次死亡,两次骨折,两次流血和四次高血压引发的晕厥……在他们执行急救任务的丽都维景酒店里,我们还嗅到了马航乘客家属散发的悲伤气息,犹如悬在面前的寒冰,无味却刺骨。

这只是一段短暂的观察,却让我们看到院前急救这一特殊职业的集体困境,以及急救医生们的个体伤痛。

(文中提到的患者与死者均使用化名。)

4月3日12:18PM

扣钟胡同 突发癫痫

4月6日1:15AM

精忠街 酒后跌落地下室

4月4日11:47PM

亮马桥 19岁少年跳桥

管尸体叫“ 东西”是自我保护

李树峰身穿白色长袖衬衫,奔跑时肩膀耸动,像一只蹦跶的垂耳兔。他沿着北营房中街一路向北,一个转身拐进北里的五号大院。一辆120急救车紧追在他身后。人和车穿过两排砖红色的楼房,最终停在一条车子无法开进的胡同口。

“我媳妇她舅妈晕了。”李树峰对车上跳下的急救医生刘扬说。“坐着,坐着就倒了,扶起来还‘呼哧呼哧’喘了两口气,然后就彻底晕了!”模仿那两口气时,他夸张地起伏着前胸,鼻孔张大。

刘扬跟着李树峰跑向胡同深处。整个过程好像拨开草丛,进入隐秘在地底深处的兔子洞。这片由四合院和自建房组成的平房,是北京错综复杂的毛细血管,在灰色的肌体里,流淌着黑色的血液。

一条细小血管的末端,十平米大小的出租屋里,舅妈唐桂仙平躺在床上。调度中心发到刘扬手机的短信上写着“憋气”,而眼前的唐桂仙几乎没了气。

“把这些都拿走,快!”刘扬让李树峰把地上的塑料凳子和拖鞋扔到屋外,腾出地方放仪器,“没心跳了,”刘扬摘下听诊器,护士娟子冲上去开始做心肺复苏。氧气瓶,肾上腺素,逐一用上。唐桂仙四肢张开,毫无反应,只有胸部随着娟子的按压,有节奏地起伏。她的丈夫坐在她身旁,脸膛紫红,表情空洞如一张白纸。他很难理解,三天前才陪唐桂仙从山西来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挂号,这天上午才做了一项检查,怎么回来就突然倒了。

“砰、砰、砰……”娟子开始用机器给唐桂仙按压,机器发出的声音像一颗巨大的心金钗敢死队电视剧全集脏在跳动。一只哈巴狗突然从屋顶探出头狂吠,没人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没用了。人已经花了。”刘扬说。“花”是尸斑的意思。紫红色脸的丈夫冲了出来,坐在地上大哭。他无法接受妻子的突然死亡,要求刘扬继续按压。刘扬不得不拒绝,因为继续按压只会对尸体造成损害。唐桂仙的儿子赶来了。小伙子二十出头,因为没看到救治过程,以为刘扬什么都没做,立即朝挥起拳头,被李树峰一把拉住。

当病人死亡时,急救医生需要负责联系太平间,如果是外地病人,家属要求把遗体送回家乡火化的,医生还要联系运输尸体的专业车辆。刘扬还不能走,他必须等唐桂仙的丈夫和儿子做决定,是在北京火化,还是回山西老家。一老一小两个男人,一个茫然不知所措,一个还无法接受母亲的死亡。刘扬不得不再一次把尸体的处理流程解释一遍,催促他们快点决定。“不是我们无情,”刘扬说,“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尸体送进太平间,不然对尸体和周边环境都有影响。”

身为急救医生,刘扬不得不在家属最悲伤的时刻,扮演唯一理性的角色。

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很容易被外人误解。一个小时之后,唐桂仙的丈夫凑齐了把尸体运到山西的7000元运输费,决定让妻子落叶归根。李树峰按住情绪依然激动的儿子,防止他再次挥拳。刘扬这才把唐桂仙抬上急救车,送往太平间。

出这趟车之前,刘扬在急救中心的休息室看侯跃文的小品。上夜班的时候,为了不犯困,他还和司机、担架工和护士凑在一起打扑克。用刘扬的同事李贝的话来讲,他们是最不像医生的医生,有的叼着烟,有的翘着腿,三十出头就添了白发。这种玩世不恭是长期麻木的结果,存在,也仅存在于表面。

但正是这样一群人,谈起理想,远比20出头的年轻人更热血。不管是去地震灾区还是火灾现场,都是义不容辞,无人推托。

刘扬曾经从火灾现场给烧成炭状的伤者做心电图,在车祸现场看到被碾压成两半的尸体。一个心脏病发作死在澡堂的老太太,尸体沉在池底,被发现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一碰,肉就掉了,那你也得去,不管那东西死成什么样,你也得给他出死亡证明”。

“东西”,是刘扬对尸体的称呼。这是一种自我麻木,也是感情上的规避。“如果把感情放进去,没人受得了这份工作。”

但刘扬又是那么容易动感情。妻子比他小八岁,电视剧《大丈夫》里一段关于老夫少妻的台词让他丁传红独自在家淌眼泪。高中时,因脑血栓卧病在床的奶奶摔到地上,他从此立志考医学院,救治需要紧急救治聂瑶r18的人。从北大医学院毕业时,身高一米八刘扬只有120斤,为了在面试急救中心时看起来壮一点,他在五月份穿着羽绒服上考场。

“院前急救强调的是‘命’,要保住病人的生命,院内急救不光要保命,还要治病。”刘扬这样解释院前与院内急救的区别。相比之下,属于院内急救的急诊室更有故事可讲。有一次,一个电视剧组采访他,结果还是决定拍摄急诊室医生的故事。“有时候,患者和家属无法分清我们的职责不同,认为急救医生什么都该做,你要是不做,他们就说你不负责任,但我们的配置就是这样,你让我做CT,我也没仪器啊。”原本,北京的120急救中心设有急救室和观察病房,基本设备和医院急诊科一样,后来因为急救中心属于公众卫生系统,而不是医疗系统,不得不被关闭。

对院前和院内急救的比较并不是刘扬关注的,唯一让他感到失望的是急救价值的无法体现。“有时候一通电话来了,只是要我们转院,并不是抢救生命,工作这么多年,这种事还是让我感到失落。”由于北京市有两条急救热线,属于卫生局管理的120和红十陈若盈字会的999,有时候,病人家属一着急,会接连拨打两个号码。刘扬也遇到过999比120提前到达现场,不得不退车的情况。

“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把没有心跳的人救活。”刘扬有13本记录本,里面记录了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病人。他认为这是一种荣耀。

“你打算留着出书?”

“对,但只出给自己看。”

醉汉、吸毒者和地下巢穴

别看急救医生收入不高,作息紊乱,在找对象这件事上,不算有太大困难。刘扬的妻子是急救中心的调度员,李贝的妻子是曾经采访过他的记者。他们的同事,在急救中心东站上班的刘晓星,则通过社交网络的朋友圈,认识了在医院B超室工作的爱人。

每天早上六点半,刘晓星离开位于回龙观的家,坐三站公交车到地铁站,再换两趟地铁,到位于长虹桥的急救中心东站。他也坚持着“白、夜、下、休”四天一轮回的作息:上一天从早八点到晚八点的白班,一天从晚八点到早八点的夜班,下了夜班开始处理手头的杂事,最后一天休息。

休息的那一天,刘晓星大多待茂雄德田在家里,“洗衣,做饭,带媳妇”。这是不得已的家庭时光,虽然他也爱玩,喜欢和朋友去工体边上的酒吧喝一杯,但这唯一的一天,他必须留给媳妇。“以前还玩浪漫,现在没有‘浪’,只有‘慢’了。”刘晓星说。

相比刘扬和李贝,刘晓星显得更加幽默。但他也有细致的一面,和李贝一样,他喜欢观察夜晚的北京。“每天凌晨一点到四点,亮马桥辅路边站着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站街女。”“三里屯人最多的时候不是晚上十一二点,而是凌晨三点刚过,酒吧关门的时候。到处都是黑车和摩的,人走光了,环卫工人开始推着机器打扫,像给月亮洗脸。”

刘晓星还喜欢和病人对话。“哥们儿,你这是玩跑酷吗?”急救车上躺着的男孩从三环的立交桥上跳下,摔断了脚踝。刘晓星用绑带为他固定了双脚,试图用对话转移他的注意。男孩来自成都,只有19岁,半夜觉得无聊,就骑自行车上了三环。上了三环还不够刺激,他从三米的桥上纵身一跳,直接躺倒,一个多小时后才被巡警发现。

“什么人没事半夜跳桥玩儿?”刘晓星摇摇头,无法理解19岁少年的无聊和不自爱。他属于李贝说的那种,会旁敲侧击地指责独居老人家属的年轻医生,虽然他的实际年龄比李贝还要大上两岁。

刘晓星很少把遇到的事情往深处想,他说自己天生性格乐观,不爱瞎琢磨。但他仍然会遇到乌鲁克斧王难以忘记的事。他曾经从一辆烧得只剩架子的三轮车上“掰”下一名车夫,“烧得粘在车上,秦桧,我的老师,老鼠爱大米那叫一个惨”。三十岁刚出头那年,他接到一个任务,把一个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病人送到精神病院去。病人是女的,在家从不穿衣服,老是幻想父母要害死自己。刘晓星一进屋就被吓呆了,“一个女同志在你面前光着身子,我还是头一次见。”他别过脸,指挥女病人穿衣服,收拾行李,女病人看到歪脖子医生,倒也变得顺从起来。

让他感慨的,还有这座城市的千奇百怪。在他看来一贯高大母女终结者上的亮马桥,高级公寓的边上,还藏着个名叫安家楼的城中村。外来务工者在这里自己动手搭建房屋,小旅店和小饭馆交错纵横,最窄的路仅够一人通行,稍微胖一点都难过去。“我去了多少次都记不住路。”刘晓星出入这种城乡结合部,也在高级住宅里救死扶伤。有一次,急救车带着他来到一个八千万起卖的别墅区,给一名死于谋杀的商人开死亡证明。“那么有钱,却被自己媳妇杀了。”刘晓星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收入低,刘晓星不敢生孩子,只能和媳妇过两人世界。好在房子卖得早,小两口没有太大的房贷压力。急救行业的收入普遍不高,以前是吃大锅饭,如今像出租车承包制一样,一辆急救车配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司机和一个担架工。除了担架工,其他人的收入都与每辆车的月收入多少挂钩。急救车的收费由车费、治疗费、医药费和等待费构成。进口车的车费是一公里五块钱,除了救治过程,等待时间超过一小时有十块钱毛晓舟的等待费。“我很少收等待费,”刘晓星说,“我们的药价也和医院药房一样,只是药的种类比他们少。”

每辆车每个月的收入,加上对出车次数和救治率等绩效指标的考核,决定了急救医生们的收入多少。即便如此,医生们的薪水并不高,“每个月五千多块钱吧。”刘晓星说,“所以我们纯靠爱情活着。”

“感觉现在抑郁症,情感障碍的人特别多。”刘晓星突然来了一句。前几年,东站经常派他接受媒体采访,甚至在电影里演个急救医生的龙套角色。刚开始,他特别喜欢出镜的感觉,现在却不爱上电视了,有时甚至特意带个口罩。“大概是越来越自闭了。”刘晓星说,发觉我们变得严肃,又连忙摆手解释,“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是因为越长越丑了。”

干急救的都靠爱情活着

李贝清楚地记得五年前,急救中心组织的一次党员学习。被称为“老碴儿”的老医生都在抱怨收入、待遇和尊严。那年才26岁的李贝直愣愣地来了句:“我要好好出车!社会需要我们,我们应该努力,坚持!”一个“老碴儿”看着李贝,停顿了半分钟,慢悠悠地甩出一句:“孩子,你还年轻。”

26岁时的李贝的确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他不靠家里的钱,住在天坛南门的简易楼里,在厨房里烧水洗澡,然后骑着破自行车去上班。路过永定门城楼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与希望。

31岁时的李贝承认,优越的家庭条件给他的热情提供了经济支持。他能理解老医生们面对的困境。“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棒,比如去玉树救灾。但这种感觉不快乐达贷款会持续太久。”李贝说,“当你生活中不断出现各种困惑的时候,当你老婆开始要这个要那个的时候,你就没法用成就感来平衡失落感。你发现,一拨一拨的人在走,不是他们对这份工作没感情,是实在没办法。”

李贝曾经这样度过一个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的白班:

“第一趟活儿,一个22岁的河北女孩,怀孕38周,在老家做的产检、建立的档案,这就意味着她得在河北生孩子。但是她在北京破水了,医再世杨康院说没床位,得转院。其实这种情况一般医院都不会收,因为不了解她的情况,怕出意外。我们心里明白,却不能说什么。她就这么躺在车上,很可能没有医院会收她。后来,家属说不转院了,我们才走。”

“第二趟是个41岁的外地妇女,住在地下室,觉得头晕,就给打工的老板打电话。崇文门那片的地下室像巢穴一样复杂,老板找了一上午才找到她。送到医院一查,是脑出血,得转院。我问她叫什么名字?有家人吗?什么都没有。我问了句特别得罪人的话:‘那你还看病吗?’因为我们不能为了她耽误时间。那个老板只好掏钱帮她把院转了,后面是生是死,就不知道了。”

“第三趟,一个老人在家里跌倒,几个小时后才被儿女发现。老人皮肤粗糙,指甲长得都卷了起来,一看就是家人没好好照顾。一路上,跟我的小徒弟就含沙射影地问:‘老人平时有人照顾吗?’家属一句话也不说。”

“第四趟,派出所,33岁,女的,吸毒,说肚子不舒服。我去一看,怀孕了。她说怀孕前吸了三次毒,现在小腹往下坠着疼。她之前生过孩子,知道小zw28腹下坠着疼是要流产了。但她不肯自己去医院,一定要等老公来。她老公要40分钟才能到。40分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李贝把自己的工作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得不用消极、负面的态度应对社会里的负能量,另一种是在紧急母亲和我叼状况发生时,拎上诊箱就走的责任感和激情。“这份工作特有意思的在这儿,特讨厌的也在这儿。”他喜欢刘德华在电影《风暴》里的一段话,大概是这么说的:我们这帮人有的是酒鬼,有的没老婆,还在玩命地加班。我们干的都是令人厌恶的工作,为什么还在坚持?因为抓坏人的感觉特别爽。

李贝不是酒鬼,也不是没老婆。他最多在北三环躲着交警开摩托车。“不是装酷,纯粹为了避免堵车。”他对治病救人的热爱是真诚而不带有癖好的,因此,他也厌恶媒体为了满足自我幻想的采访和拍摄。“上次一个电视台记者带着摄像跟我的车,看得我特别烦,”李贝说,“他们希希尼女鞋只是幻想会发生哪些紧急的情况,并不关注急救行业的现状。”

李贝也有为这份职业自豪的时候。国庆60周年时,他在天安门边上出任务,在晨曦中看着演员去排练,落日里看着他们收队。玉树地震,他坐着军用飞机去灾区,一群藏民围过来给他帮忙。他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因为要运用所有的社会经验和医疗技术去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凌晨两三点,你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的人和真土罐礼盒事和白天完全不一样的。你才意识到,原来城市是这样的。”李贝喜欢夜晚赋予北京的画面与情节。

就在李贝说完这句话的半个小时之后,一个大半夜把自己摔得满脸是血的醉汉,差点把拳头砸到他脸上。

拨打120的是醉汉的妻子,丈夫醉酒后摔倒在小区的地下室,血流了一地。楼梯口站着他们的儿子。最让李贝心疼的就是这个四岁的孩子,看到父亲掀翻的头皮,他试图弄明白酒精的危害。

“叔叔,你能说说喝酒要注意什么吗?”孩子问站在一旁的急救车给我最后一次的温柔司机。

“酒里有酒精,喝多了会醉。”司机说。

“那我喝了好多北冰洋是不是也会醉啊?”他问。

“北冰洋里没有酒精。”司机回答。

醉汉拒绝李贝为他包扎,和大多数喝多的人一样,他骂骂咧咧,嘴里喷出鲜血和难以听懂的话,还把疼痛归罪于任何试图接近他的人,李贝刚一伸手,就被他一掌推开。醉汉的妻子从背后紧紧箍住他,司机按住他的双腿,李贝这才拿出纱布给他包扎。

当李贝打算和司机一起把人搀出地下室时,醉汉突然发作起来,嘴里飚出一串脏话,手脚并用地向李贝冲去。李贝倒也身手敏捷,一个后退躲过了攻击。还是醉汉的朋友赶到,才把他抬出了地下室。但因为醉汉挣扎得太厉害,又喊着要打人,最终把他弄上担架车。

李贝从内心厌恶这个在孩子面前发疯的醉鬼,看着他在急救车前挣扎叫骂,李贝果断带着我们离开。“你看,这就是我的消极对待。”他说。

为特殊任务随时待命

急救医生需要为特殊任务随时待命。和刘晓星同在东站上班的王小刚就突然接到政治任务,护送一名大人物从密云到秦城监狱。一路上,王小刚只远远看到大人物的后脑勺,随身携带的血压计和氧气瓶都没用上。“感觉还是很特别的。”王小刚说。

如今,王小刚又被派到了丽都维景酒店。马航失联客机MH370的乘客家属都暂时住在这里。进入酒店必须过安检,这是酒店大堂唯一特殊的地方。马来西亚总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客机坠海,无人生还的那个夜晚,王小刚在家属们观看新闻发布会的房间里执行任务。睡梦中的刘晓星也被临时召集来帮忙。在那扇不许媒体进入的大门背后,他们目睹了至今难忘的混乱与悲伤。

类似的人物有太多不可说,性格沉稳的王小刚非常适合执行这类任务。他很少回忆任务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与情感伤痛,更愿意从急救行业和急救医生生存状态的高度分析现状,比如急救车的配置问题和急救医生的职业发展,以及所有医生都关注的收入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王小刚解决不了的,干了这么多年,他只觉得自己对物质看得非常淡,只要有时间陪六岁的儿子滑雪,就心满意足。

刘扬也经常执行特殊任务。2003年,SARS时期第一批确诊病人的转院工作就是他执行的。第一批病人是从山西来的一家五口,确诊之前,奶奶和爸爸回家取钱了,剩下爷爷、妈妈和小六壬百算大全详解孩子。“中午确诊的时候是三个人,晚上转院的时候死了一个,只剩两个了。”当时刘扬也没什么特别的防护措施,就穿着普通的工作服执行了转院任务。

冒着生命危险转运SARS病人时,给刘扬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他自己。“那时候,北京120急救中心从八达通公交公司调了司机来开急救车,我记得特别清楚,公交司机离开的那天是2004年的6月1谷泽龙二7号,欢送司机们离开的时间是晚上,就在单位边上西松树胡同里,两排急救车亮着蓝灯,送他们离开,壮观极了。”

刘我是吕岳扬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一个南非教练员突然倒地不起。因为人是躺着的,从医院调来的lava游戏盒护士弯着腰看不见血管,针头推不进去,还是干急救的护士趴在地上把针给扎上了。后来“这个教练员被救活,直接用直升飞机送回南非去了。护士为此立了二等功,我特别为急救人员自豪。”刘扬说。

离开,还是不离开?

急救医生是一个对身体素质、社会经验和医疗水平都有着极高要求的行业。在医生们看来,四十岁是转型的重要门坎,因为四十岁以后,很难保证有足够的体力去抬担架,跑上跑下救治病人。在北京,大部分在四十岁之前离职的急救医生去了社区医院或者医院的急诊科。

通常情况下,病患和家属很容易认为急救医生的水平比急诊医生低。李贝认为,社会对院前急救的需要并不取决于提供急救服务者的素质高还是低。“这个问题不取决于我们或老百姓,说深了就是体制的问题。不能用更多的资源保证更多老百姓的时候,问题就在这儿。这种矛盾再加上院前的收入很低,给医生和护士带来的挫败感是无法平复的。”

去年,刘扬和李贝的一个做航空转运的女同事辞职了。李贝觉得这工作还可以,可以看到这方面未来的发展方向,比如像SOS一样做紧急救援。“但她还是走了”。

王小刚和刘晓星所在的东站,一年就走了四五个。刘扬偶尔和大学同学聚会,发现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医疗行业。

不过,无论意气风发的刘扬,困于两种状态的李贝,执行特殊任务的王小刚,还是想生孩子的刘晓星,都没有考虑过离开。李贝用他的见闻解释自己的选择,“每天,积水潭医院门口都有一个带着红领巾的男人指挥交通。他的指挥很管用,但这个人明显是有精神问题的。一般车看到急救车很少避让,他看到你要过来,就用身子挡着别的车,只让你过。你和他打招呼,他还敬个礼,特别逗。”

注明:转自ELLEMEN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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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晓东

采访、撰文、编辑:赵颖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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